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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的由來

健康促進概念的起源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醫護教育研究所 高毓秀副教授

 

    傳統上,醫學和健康科學對於健康的維護,著重於「疾病」問題的預防與診療。絕大多數的民眾將自己健康的控制權交於醫師的手中,而使得傳統的預防醫學尚未脫離治療醫學的影子。第一次公共衛生革命的確成功的把國民健康型態整個改變過來,利用發明的特效藥和疫苗,以打針、吃藥及外科手術的方式,有效的控制過去疾病、死亡的主因--傳染病。近年來,要繼續用打針、吃藥及外科手術的方式來改善健康情形的功效就不再有那麼大,例如心臟病、高血壓、癌症、事故傷害,以及環境污染、毒物氾濫、生活壓力、治安惡化等健康危險因子,就無法再用這些臨床醫學的方法來解決。

 

    1979年美國衛生、教育與福利部(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1979a)在「公元兩千年全民健康」的全球策略中,要求各國能修正健康政策及健康服務方向,促使人們擁有「正向積極的健康」(positive health),而不再只是預防死亡或疾病的發生而已。從此在國際間興起健康促進的概念,並引起各國對健康促進的興趣及推展各項健康促進的活動。然而,首次健康促進概念的出現還要更早些,在1945年Henry E. Sigerist將醫學工作分為四個部分:

一、健康的促進(the promotion of health)

二、疾病的預防(the prevention of illness)

三、疾病的復原(the restoration of the sick)

四、復健(rehabilitation)

 

    Sigerist主張「藉由令人滿意的居住水準、良好的工作條件、教育、文化,以及休息和娛樂的方式來促進健康」,並呼籲政治家、工業界、勞工界、教育界和醫學界需共同努力,才能達到健康的目標。他同時指出健康的促進很顯然地在預防疾病,但有效的預防仍須有特殊的保護措施,例如:傳染病控制、衛生設備、婦幼衛生和職業衛生(Sigerist, 1946)。健康促進被Sigerist定義為引起疾病的一般因子(the general factors),而一般因子和特定因子(the special factors)對於疾病的預防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在1941年,Sigerist列出應該放入國家衛生計劃的幾個要項為:第一、全民義務教育,包括衛生教育;第二、最佳的工作和居住環境;第三、最佳的休息和娛樂方式;第四、醫療照顧;第五、研究和訓練。將醫療照顧列為第四順位,同時要求衛生機構和醫療人員應有效的提供所有民眾所需的醫療服務,並應該為民眾的健康負起責任,且有能力去幫助民眾維持健康,在無法預防時,協助他們復原(Sigerist, 1941)。

 

    在過去五十多年來,流行病學家已經幫我們找出主要的死因,在物理環境中的致病因子,如:放射線、有害化學物質,致癌物質;而在社會環境中的致病因子則為菸、酒的使用,不均衡的飲食,和缺乏運動,這些社會因子可視為生活型態的致病因,是個人可以決定是否要接觸這些物質。

 

    1974年加拿大衛生福利部長Lalonde以非傳統醫學的觀點,將國民致病及死亡的因素歸納為:(1)行為因素及不健康的生活型態;(2)生物性因素;(3)環境的危害;(4)現有醫療體系不健全。很明顯的是以預防為導向的論點,報告中尚陳述「直到目前為止,社會上對於改善健康的大部分措施和經費,都集中在醫療組織上。但目前在加拿大主要的致病和死亡的原因,卻來自其他三個成因:生物性因素,環境和生活型態」。他根據這四個主要影響健康的因素,提出五個改善健康的策略:

 

一、健康促進策略(a Health Promotion Strategy)

二、一般策略(a General Strategy )

三、研究策略(a Research Strategy)

四、健康照顧之有效策略(a Health Care Efficiency Strategy)

五、目標設定策略(a Goal-Setting Strategy)

 

    其中健康促進策略主要在於改善生活型態,報告中提出了23個可行的措施,大多關於特定的生活型態因素,如:飲食、菸、酒、藥物和性行為等。此外,尚包括對個人和機關團體的教育計劃,以及其他促進身體娛樂的資源。

 

    Lalonde報告的最大貢獻為提出影響健康的廣泛環境因素,而使得加拿大政府的公共衛生政策,因而開始從治療疾病轉向預防疾病的策略,而積極推展建立國民健康的生活型態。1979年美國公共衛生部門(U. S. Public Health Service)出版的「健康人民(Healthy People:The Surgeon General’s Report on Health Promotion and Disease Prevention)」(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1979a ),指出造成美國疾病和死亡的四個因素為:遺傳(20﹪)、環境(20﹪)、健康服務系統(10﹪)和生活型態(50﹪)。這份報告主要在闡述改善環境和個人的生活型態是防止疾病發生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同時將健康促進從疾病的預防分開,並給予相等的地位,把健康促進定義為生活型態的改變,而疾病預防則定義為保護健康不受環境因素的侵害。強調個人的生活型態和行為,對於維持和增進健康具有重要的角色。

    在Lalonde和「健康人民(Healthy People)」的兩份報告中,均把健康促進定義為生活型態的改變。因此,美國早期的健康促進計劃幾乎都在強調個人行為的改變,也提供了許多的衛生教育策略給民眾,而像貧窮、醫療照顧缺乏等社會問題,以及環境對健康的影響,鮮少提及。然而,健康促進的定義是將健康促進視為影響健康的一般因子,如Sigerist所指的「令人滿意的居住水準、良好的工作條件、教育、文化,以及休息和娛樂的方式」,這些影響健康的一般因子是非常重要的,若不能把他們放在重要的地位,則將嚴重影響預防疾病的效果。

 

    這些影響健康的一般因素的重要事實,以及Lalonde的報告,促使世界衛生組織(WHO)、加拿大衛生與福利機構(Health and Welfare Canada)以及加拿大公共衛生學會(the Canada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於1986 年在加拿大渥太華(Ottawa)舉辦第一屆健康促進國際會議,而渥太華憲章(the Ottawa Charter)則是由來自38個國家212個代表所訂定的。

 

    渥太華憲章強調社區行動在健康促進的重要性,雖然個人生活型態的改變是健康促進的主體,但為了達到增進健康的目標,透過社區組織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渥太華憲章提到「健康促進需透過有效的社區行動來設定優先順序、做決定、擬定策略,並執行這些計劃以獲得更好的健康,這個過程的核心是使社區具有能力去控制自己的努力和命運。」,其精神是透過社區組織來完成社區行動的方式。Bracht and Kingsburg(1990)認為所謂的社區組織「是一種有計劃的過程,讓社區運用本身的社會結構和現有內外在的資源完成社區目標,而此社區目標則是由社區代表所決定的且能符合地方的需求,這種有目的的社會改變介入,是由社區中的個人、團體或組織所籌辦的,以維持社區的進步和新的風貌。」社區組織能推動教育的、組織的、政策的、立法的、社區和社會的或經濟的介入。

 

    健康促進包括倡導個人和社區的健康認知,改變態度以促使行為的改變,及尋求改善健康的方法(Squyres, 1985)。「增加認知」、「改變態度」及「尋求方法」正是衛生教育的本質。這些策略亦同樣的運用在社區及解決造成健康不平等的社會和經濟的原因上。

 

衛生教育與健康促進

 

    美國總統衛生教育委員會認為,衛生教育是一種跨越健康知識和行為的過程,應用健康的知識,培養有利健康的習慣和避免有害健康的活動。而在1981年世界衛生組織主張健康教育的重點在於民眾和行為。其目的在鼓勵民眾採行健康的生活型態,明智的運用現有的衛生服務,能個別或集體的決定並改善自己的健康狀態及生活環境(姜逸群、黃雅文,民81)。由此可知,衛生教育是藉由教育的方式和力量,增進個人的健康知識,改變個人的健康態度,進而培養健康的生活型態、實踐健康的行為,最終的目的是要維護並促進個人的健康,提昇人類生活的品質。

 

    由上述的定義不難看出,衛生教育是一種綜合性的科學,強調科技整合,以自然科學(如生物醫學、化學)、健康科學(如解剖學、生理學、營養學、藥理學、流行病學)、和行為科學(如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為基礎的綜合科學,並使用各種獨立且相關的知識,做交叉整合的運用,以解決人類的健康問題。簡言之,衛生教育是站在應用的層面,從社會發掘健康問題後,再應用行為科學的理論與模式來解決該問題。

 

    健康促進是預防醫學的初級預防,著重於正面積極的健康,即一個人對自己有信心,同時體力充沛又富有朝氣,所強調的是增進幸福安寧和生命的品質,而不只是壽命的長短。健康促進開始於人們基本上還是很健康時,即設法尋求能協助人們採行有助於維護和增進健康生活方式的社區發展和個人策略。一般來說,健康促進包含了衛生教育,且融入政治、組織、法律、經濟和環境等因素於一體的整合性策略(Green, 1979)。醫療科技和健康服務的投資,不再是提昇健康的最佳途徑,取而代之的應是各類促進健康、預防疾病的策略和活動。因此,健康促進可說是第二次公共衛生革命的產物。

 

參考資料

姜逸群、黃雅文(民81):衛生教育與健康促進,台北:文景。

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民83):公共衛生學,台北:巨流。

Bracht, N. and  Kongsbury, L. (1990). Community organization principles in health

promotion: A five-stage model. In Health Promotion at the Community Level,

edited by Bracht, N.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shing.

Green, L.W.(1979):National policy in the promotion of health,

Internatonal Journal of Health Education, 12(3):161-168.

Lalonde, M. (1974).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Health of Canadians: A Working

Document(Catalog No. H31-1374). Ottawa: Government of Canada.

Macedo, C. G. (1991). Overview of the Epidemic and the Regional Plan. In Confronting Cholera. North-South Center.

Sigerist, H. E.(1941). Medicine and Human Welfa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p104).

Sigerist, H. E.(1946). The University at the Crossroads. New York: Henry Schuman

(pp127-128).

Squyres, W. D. (1985). Patient Educa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in Medical Care.

Palo Alto, CA: Mayfield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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